古田是党内教育的重要发祥地

——古田会议首次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党内教育思想

古田会议纪念馆课题组：洪武子、陈发来、叶勇明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是邓小平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早在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就看到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系统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以及党内教育等重要问题。“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关键是要改善党的领导，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要加强对全党的教育，促进全党形成良好的学习之风，就是要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不断进行思想教育，推动全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能力，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出现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致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1929年12月28日到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关于党内教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诞生了党内教育制度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党内教育理论形成的标志，不仅为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今后党内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蓝本。

一、古田会议诞生了党内教育制度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古田会议之前，党的决议中关于党内的教育工作规定为数不多，决议规定的内容也由于战乱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在收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文件集的若干中共中央文件中，能够查到“党内教育”这四个字的文件，只有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其中明确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1]]但在以后的文件中再也没有看到“党内教育”这样的表述，直到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

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在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创建过程中，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十分突出，加强党内教育的任务迫在眉睫。毛泽东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负担不起来的”。[[2]]但是在古田会议之前党的历次决议案中，由于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认识不足，对党内教育工作的规定不全面、不深入，只是涉及某些方面，缺乏针对性、全面的党内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所以都未能对这些问题给以明确的解决办法。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指出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右倾思想和党的教育缺乏问题。毛泽东据此进一步提出和系统阐述了“党内教育”问题，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党的教育可以包括党内外的教育。而党内教育的对象显然更为明确。它和一般讲“党的教育”应该有特定的教育范围．更有针对性。只要是“党内”的人。不论是谁，不分职务高低，不论是普通党员还是党员干部，都概莫能外，都应该接受“教育”。

在中央的指示下，12月古田会议胜利召开，并通过了包括党内教育问题在内的八项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将“党内教育问题”作为红四军党代会上的一个决议，是古田会议的一个杰作，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该决议明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3]]《古田会议决议》比较全面系统阐述了党内教育工作的意义、内容和方式方法，对干部、一般党员等的教育内容进行了分层次、有针对性的规定，形成了一套适应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职务的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教育方法，开创了党内教育的先河。这些开展党内教育的方法，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言之有物，使党员真正认识到问题所在，明确了纠正的方法和途径。古田会议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使党内教育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史上的崭新里程碑，也是指导党内教育制度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二、古田会议详实地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古田会议之前，我党已经有过一些实际意义的党内教育的方式方法。“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以来，主要规定建立学习组、办培训班、创办党校、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召开支部会议等教育的方式方法”，[[4]]但是这些主要的党内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当时复杂的革命形势下并没有完全落实下来，《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到，“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的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议，委、组联席会议，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党员大会等，非常开得少”，“支部大会及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5]]甚至不少党员对党内召开支部会议等的意义认识不明，即使有开会也鲜少有积极发表意见者，“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6]]支部大会、党员大会没能发挥其解决问题的作用，以至于红军内部的思想纷杂，出现各种错误倾向，危及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古田会议在以往确立下来的主要的党内教育的载体上对党内教育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指出要“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7]]提出了思想建党的根本途径是要加强党内教育。

毛泽东根据当时党内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10种教育材料对广大党员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而当时所说的教育材料，实际上就是教育内容。包括政治分析，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组织常识，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这十项教育材料还对党内教育的对象、组织实施等作了详细的说明和划分，规定中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

古田会议进一步重申了部分党内教育的形式，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主要以党报，政治简报，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训练班，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个别谈话，批评，小组会，支部大会，支部委、组联席会议，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政治讨论会，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等18种教育方式作为红四军党内的重要教育方法。《决议》规定的这些党内教育材料和教育方法，根据个人的自身特点和学习需求，从普及一般政治常识到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使党内教育更加有的放矢、易于操作，避免泛泛而谈，相对完整的构成了红四军党内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这些党员教育实施办法俨然成为了一部党内教育工作的手册，最终被推广到全军、全党。各地红军纷纷学习红四军经验，开展结合本地区实际的党内教育。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都以红四军为榜样，加强党内教育的宣传和学习，肃清错误思想倾向的影响，促进新型人民军队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党内教育’的表述后，很快这一提法便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得到反映。这也从侧面说明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党内教育’决议后，在党内得到的赞同和认可”。[[8]]

三、古田会议为开展党内教育奠定了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非常重视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是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的专门机构却没有及时的建立起来，直到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党中央首次明确规定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本党党务组织宣传教育。但是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关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仍然提出要建立宣传部等专门机构。由此可见，以前的决议要求建立宣传部的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宣传部工作决议案》对宣传部工作进行了规定，指出要“今后宣传工作应当赶紧整顿，宜即采取下列的具体方法：（一）出版物问题，（二）部务问题（三）编译工作问题（四）地方报告问题（物）工农通信问题...”。[[9]]但是在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规定：“为党的各种专门工作各级党部得设立各部管理之（如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等）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均隶属于各级党部。......军队中支部，直归军事部管理，关于政治宣传及教育训练工作，则由宣传部及组织部经过军事部执行之”。[[10]]宣传部要通过军事部方可执行政治宣传及教育训练工作，而宣传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职责范围则没有提及。

因为宣传教育的组织领导体制的混乱或是缺乏，导致了在工农革命过程中党员思想混乱，没有坚强的党内干部和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党的宣传教育流于形式甚至没有，党在组织上有虚弱的趋势。党内出现各种非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党内教育工作得不到有效开展，错误思想的指导使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

1929年古田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明确了红军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的关系问题。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由于革命形势的严峻，军事机关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11]]，应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军事领导政治。这实际上严重削弱了政治机关和党内教育工作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古田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的单纯军事观点，明确规定了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应在前委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这样就明确了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确立了政治机关和党内教育工作在红军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为切实有效地开展党内教育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此基础上，古田会议还指出“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地举行起来”，“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12]]这就明确了各级党支部的职责和负责的具体的工作的问题，比较清楚地把党内教育培训工作进行了划分，有利于党内教育培训工作的落实和有效开展。

四、古田会议为后来党内教育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针对党内教育问题单独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毛泽东还用大量篇幅列举了红军中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变形，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并针对每一种错误思想都提出了相应的具体的解决办法。在这些办法中，首要的一条几乎都是“教育”，即要求从党内教育入手，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素养，从思想上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古田会议党内教育的方法和开展的党员思想教育的许多经验，如为解决以往对党员教育无计划的状态，建立了一些列加强党员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党小组会、支部大会、支委联席会议等等），思想建党原则，开展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等，作为党内教育的体制确定了下来，成为全党遵循的制度。今天我们倡导学习型政党建设，也是借助党内教育的手段，着重从理论上、思想上统一全党思想，提升党员素质，打造党员队伍，这正是在古田会议关于党内教育建设制度化的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

由此可见，古田会议是党内教育制度化发展的活水源头，为党内教育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石。因此，也可以得出古田是党内教育的重要发祥地的重要结论。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更加深入挖掘古田会议精神，利用好古田宝贵的旧址遗址资源，做好情景教育，充分发挥好党建之魂暨思想建党、政治育人，以及党内教育理论发祥地的时代作用。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72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86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103页。

[[4]]赵磊，古田会议与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127页。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103页。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100页。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103页。

[[8]]李蓉，试析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有关党内教育思想，《纪念古田会议85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第40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第122-127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第131页。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87页。

[[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