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形成及其时代意义

陈发来

当年，一首“哎呀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工，日着草鞋干革命（同志哥），夜走山路打灯笼”赣南山歌真实写照了苏区干部的好作风，也充分表达了苏区群众对苏区干部的高度评价和赞颂之情。这首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至今仍广为传颂的赣南山歌朴素、简练地概括了当时苏区干部的好作风。这种好作风是在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实践中孕育而成的，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虽然形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但现今去学习、研究、宣传这种好作风仍然具有巨大的时代意义。

一、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丰富内涵

受到苏区人民热烈称颂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并不仅仅像山歌中唱的那样，只表现在“背干粮”、“穿草鞋”、“打灯笼”这些方面。它，内涵丰富，其主要方面可概述为：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廉洁奉公的强烈意识。核心内涵是密切联系群众。

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过程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必然性。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是苏区党和人民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逐渐创造和培育出来的。它的形成是一个逐渐而又漫长的过程。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过程，我想作如下论述。

（一）思想教育 坚定干部共产主义信念

思想政治教育是坚定苏区干部共产主义信念的必经之道，也是创造和培育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灵魂。其实苏区党组织历来重视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注意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并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使之成为坚定苏区干部共产主义信念的一条重要渠道。

然而，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土地革命初期，由于斗争的残酷，红军和地方上的同志减员都很严重。为了补充人员，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以及一些被俘人员被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其中很多人在短时期内被提拔为中下层干部。正如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的一样：“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营长的。”（1）这些干部成份复杂，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均不高，且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和旧军阀残余思想，致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四处泛滥。在较长时期内，他们轻视思想政治工作，蔑称思想政治工作是“卖狗皮膏药”，其中不少干部包括一些党员干部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从旧军队中提拔起来的干部更是散布政治工作无用论，说什么只要能打仗就行，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甚至还存在这种现象：政治工作人员在台上上政治课，台下有连长吹出操哨，政治课也只好中断。所有这些都造成很大部分干部共产主义信念不坚定，给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壮大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致使“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予极大的妨碍”。（2）

如何使一支成份复杂、带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部队伍成为无产阶级的干部队伍，成为具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的干部队伍，即干部无产阶级化，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苏区党组织为解决这个问题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毛泽东，他从革命实践中摸索出干部无产阶级化的解决方法。他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干部，使之成为共产主义信念坚定的革命战士。强调要抓好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只有不断地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对干部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才能造就一支适应革命斗争和建设需要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化的干部队伍。会议还根据革命实践总结出了开展思想教育的十种材料和十八种方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中央苏区形成以后，苏区党组织更加重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央苏区县、区、乡党政军机关干部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工农分子，文化水平不高，政治思想素质亟待提高，工作作风也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此，苏区党组织要求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举办各类型的干部训练班和学校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后来还创办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央党校等学校，这些训练班和学校，除了讲授专业课程外，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理，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比如中央党校专职教员成仿吾、冯雪峰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常识；其他兼职教员董必武讲苏维埃建设，刘少奇、陈云讲工人运动，李维汉讲党的建设等；罗明被撤销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后调中央党校任教务主任也教党的建设课程。另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如毛泽东、张闻天等也经常向干部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讲。1933年4月和6月，中共中央局机关和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还分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分会。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的学习、教育和研究，始终贯穿于苏区干部教育过程中。

地方党组织也很注意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1929年中共江西省委就要求“苏维埃区域的党部……加紧一般同志政治理论的训练”。（3）中共闽西特委则要求开办的训练班开设联系革命斗争实际的思想政治课程，以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关于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红军也抓得很紧，据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1931年9月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中一般政治教育，平时每日都有政治课，由政治委员领导，遇有纪念节或特殊日子即召集大会进行学习。

尽管中央苏区所处的环境残酷，工作十分紧张，但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都经常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创办学校，教育训练广大干部，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广大干部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些还成长为党和红军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在革命斗争中与广大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他们以坚定的信念、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和激励着苏区广大群众，苏区干部好作风应运而生，蔚然兴起。

（二）作风建设 加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苏区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根据地实行长期军事“围剿”和残酷的经济封锁。在这种险恶丛生的环境中，党的任何脱离群众的行为都可能导致生存危机；如果不顾群众的利益，各项工作的开展就难以得到群众的支持；苏区干部好作风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党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同时，始终注重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把思想作风建设放在党的自身建设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突出地位。

其实，党在革命斗争早期就十分重视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如在“人口不满二千，产谷不满万担”的井冈山时期，红四军“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4）红四军个别干部就对艰苦的斗争环境有怨言，主张走州过府，攻打物质基础较好的城市，以改善物质条件，而缺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深刻观念。因此，切实加强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确立干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摆在了议事日程上。苏区党组织立即开展各种活动，注重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教育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斗争条件虽然艰苦，道路虽然曲折，但最终必将走向胜利。教育干部不要有发洋财的观念，要有牺牲精神，在战斗、工作和生活中服从组织遵守纪律，起先锋模范作用，真正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同时，党也很注意干部的民主工作作风建设，坚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早在1927年9月“三湾整编”时，红四军就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健全了军队的民主制度，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古田会议决议》更加明确指出：“官兵这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官兵生活平等”。后来整个苏区沿袭了这种优良的民主作风，从苏区最高领导到下层干部，吃饭、穿衣、薪饷都毫无差别，领导不但没有特权，甚至要付出更多的牺牲。

中央苏区形成后，党更加重视密切联系群众，认为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要在工作中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为群众多办事办实事。正如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就得从发动和领导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到群众的生老病死、柴米油盐等微小之处，无不想到做到。苏区干部要“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小孩子要求读书”、“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等等，“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5）毛泽东不仅在大会上说了，而且在为人民谋利益方面，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广大苏区干部树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广大苏区干部也纷纷响应苏区党的号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多办事办实事。

正是苏区党和人民培育起来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真正感动了群众，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的称赞、了解和衷心拥护，筑起了苏区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夺取了革命斗争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三）法纪约束  树立干部廉洁奉公的意识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6）党的任何伤害群众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可能导致我们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而无法战胜国民党反动派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为此苏区党组织一直就很注意制定法纪来约束苏区干部。这些法纪也是苏区干部保持良好作风的有力保证。

早至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上井冈山前就要求部队做好群众工作，并当众宣布了三条纪律：⒈行动听指挥；⒉不拿群众一个红薯；⒊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时，又提出了六项注意：⒈上门板；⒉捆铺草；⒊说话和气；⒋买卖公平；⒌借东西要还；⒍损坏东西要赔。后来这些纪律逐渐完善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此我们的干部在新型革命纪律约束下茁壮成长，成为让广大群众满意的革命战士。

中央苏区形成以后，苏维埃政府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的法令、法规和条例，树立苏区干部廉洁奉公的意识：(1)在政府工作人员方面，1930年颁发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2)在群众举报工作方面，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发布《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3)在惩治贪污腐败行为方面，1932年12月1日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第二号训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大力提倡精简、廉洁、奉公、高效的工作作风。并从1932年2月至1934年下半年，苏维埃中央政府曾专门发动了一场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先后在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总务厅、粮食调剂局、中央合作总社等单位查出贪污腐败分子六七十人。对其中情节较重者处以重刑，极个别的还判处了死刑。这些法令和反贪污浪费斗争不仅肃清一切贪污腐化分子，而且大大树立了苏区干部廉洁奉公的意识，从而强健苏维埃组织，争取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中华苏维埃就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检察制度，从中央到省、县、区政府机关都设有工农检察部、控告局或检查委员会，采取以下有效措施：第一，经常组织巡回检查，设置控告箱。并在控告箱上标示：“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是谁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而且每天都要派人到各个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在群众的及时检举揭发下，仅瑞金县苏区一个月就追缴贪污款6000多元大光洋。第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城市苏维埃设有工农检察科，这些机构是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的一部分，其任务主要是监督国家机关、企业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法令的情况，对损害人民利益的贪官污吏有权向各级政府建议对其撤换或进行处罚，对违法犯罪案有权送交司法部门处理。第三，做好监控工作，组成群众性的监督网。为了进一步做好监控工作，苏维埃工农检察机关委托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工农群众为不脱产的通信员，代替控告局接受群众的控告，从而形成了一种群众性的监督网。第四，组织突击队，进行微服私访。为了加大反贪污的力度，苏维埃各级工农检察机关还组织了突击队，以公开的、突击的方式，检查政府机关或国家企业，有时他们还以普通群众的身份进行微服私访，以“揭破机关或企业等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现象”。并且各种报刊还辟有《铁锤》、《警钟》等专栏，专门揭露批评苏维埃工作人员存在的不良作风。对犯有严重错误者，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依法严惩。

因此，正是由于有了健全有力的反贪倡廉监督机制，我党才能够同苏区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保证苏区干部好作风得以形成和保持。

总之，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苏区党和人民创造和培育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在这种好作风的影响下，苏区干部满怀深情地关心群众，依靠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实际问题，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形象。从而创造了诸如苏区兴国模范县的“第一等工作”，取得了中央苏区的革命事业迅猛发展，动员和团结起千百万群众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围剿”和长期经济封锁，建立和发展了红色政权，为把革命推向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时代意义

苏区干部好作风虽然形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它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时代意义。在新时期的今天，我们仍应该好好地继承和发扬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当然，我们今天讲继承和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并非提倡人们重新“穿草鞋”“提灯笼”，吃草根树皮，并非提倡人们不计报酬，不拿工资。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许多具体表现形式，确实已不适合今天的时代，但是苏区干部的那种精、气、神，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关键在于密切联系群众，甘当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虽然没有变，可是执政党的地位却使得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面临着新的考验：一方面，权力地位为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制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权力地位也容易使我们党的一些干部产生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甚至出现贪污腐化等消极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西方的腐朽思想乘机而入，国内敌对分子的破坏，加上金钱和美色的引诱，就使得一些党的干部贪污腐化，脱离群众，损害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我们要发扬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加强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接受群众的监督,树立廉洁奉公的强烈意识，真正做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才能真正创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胜利。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4页。

（2）《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28日）。

（3）《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4）《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

（5）（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