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客家革命精神的光辉实践基地

傅柒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等人领导了卓有成效的土地革命斗争，建立和发展了中央苏区等革命的根据地，从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土地革命和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大运动，而且土地革命成为最成功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土地革命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起“最重要的作用”的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作历史考察，不难得出结论，土地革命战争与客家——中华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有着重大关联，具有开拓进取和英勇革命精神的客家人成为这场革命运动的重要参与力量，使得客家的革命精神在土地革命历史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诠注和解读，特别是中央苏区成为了实践客家革命精神的最重要基地。

首先，中央苏区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区域，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正是客家大本营的重要部分，使客家革命精神天然地渗透在中国土地革命的全过程。

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全国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中最重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它不仅地盘最广，版图最大，而且影响最大，它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中枢，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域。红都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也曾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中央级的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

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指出：“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中央政治局便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①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最早正式提出“中央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概念和区域，也明确了中央苏区的重要地位。

中共中央决定把湘鄂赣苏区和赣西南苏区划定为中央苏区，但实际上这两块苏区始终没有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实际只有赣西南苏区，辖34个县，“有四百万有组织的群众”。②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把闽粤赣（闽西）苏区划入中央苏区，当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江西省赣江以西各县苏区归新成立的湘赣省管辖，赣江以东的赣东南苏区归中央苏区江西省管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中央苏区正式形成。中央苏区辖有29个县，总面积约为7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为340万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至1933年秋，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中央苏区比较固定的组成县主要有24个：今江西省境内的瑞金、兴国、宁都、于都、广昌、石城、会昌、寻乌、安远、信丰、黎川、上犹、崇义；今福建省境内的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泰宁、建宁、武平。③

中央苏区所在地也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区，即闽西南、赣东南和粤东北正是孕育客家民系的“客家大本营”。赣南有赣江，闽西有汀江，粤北有梅江。千百年来，滚滚的赣江、滔滔的汀江、奔腾的梅江浇灌着三江两岸的沃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客家子民，流淌着瑰丽奇特的客家文化，而赣江、汀江、梅江等“三江文化”又打造构筑了客家大本营，孕育生成了客家精神。客家大本营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以五岭为界，可以分成两个区域：五岭以北的赣南和闽西为一个区域，五岭以南的粤东北为一个区域。两者都是典型的山区，但前一个区域都属于亚热带山地性气候，天气温暖，雨量充沛，适于人居生活生产。赣南与闽西之间虽在武夷山相隔，但两地交通十分便利，水陆交通把两地联为一体，使之成为客家民系孕育、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地域，也使得这里成为中央苏区，并在这里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游击战争具备了天然的良好的条件。

客家人口分布，根据陈运栋教授的说法，广东1500万人，福建400万人，江西500万人，三省之和占了全国客家总人口4000万的60%。罗香林教授认为，全国只有闽、粤、赣三省才有纯客家县，共计33个，而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纯客家县就占了29个，即占总数的90%。现代学者吴福文先生经过认真调查考证，认为中国纯客家县市有41个，分布在江西、广东和福建三省，并主要集中在赣粤闽三省交界。其中江西的纯客家县市有18个：赣县、南康、信丰、上犹、大余、崇义、安远、龙南、全南、定南、宁都、于都、兴国、瑞金、会昌、寻乌、石城、铜鼓；广东有15个：梅州、梅县、大埔、蕉岭、平远、兴宁、五华、紫金、龙川、和平、连平、翁源、始兴、仁化、英德；福建有8个：长汀、宁化、清流、明溪、连城、上杭、武平、永定。④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些纯客家县全部飘起来过革命的红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区域，其中许多成为了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谱写了由客家人和非客家人在这些客家地区演绎的一段又一段光辉的革命历史篇章。

其次，领导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者多是客家人，活跃在中央苏区的“朱毛红军”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成为客家革命精神完美展现的伟大实践。

中央苏区是一块光荣的红土地，藏龙卧虎，精英荟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都在中央苏区工作战斗和生活，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林伯渠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过战斗和生活的足迹。从中央苏区走出来了共和国的9位开国元帅、7位大将、34位上将、106位中将、440位少将以及大批治国安邦之材。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毛泽覃、刘伯坚、万永诚、古柏、王良等无数英烈还捐躯在中央苏区的红土地上。

大浪淘沙。客家民系形成的漫漫历史长河，淘炼了一批又一批大有作为、青史流芳的客家英杰。时势造英雄，土地革命战争也造就了许多客家英雄人物，他们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客家优秀儿女身上所秉承的客家精神流露到时代所突显的革命精神上来，而且经过二者紧密融合互动，更加突显出客家精神的革命意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客家风以及客家精神的革命经典。

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主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朱毛红军”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军。1928年5月，在井冈山砻市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是我党独立领导成立的第一支军级建制的革命武装，是中国革命的一支核心武装，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成为全国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⑤“朱毛红军”实际上成为中国红军的一个代名词，“朱毛红军”的二“巨头”都是客家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祖籍江西吉安，明朝洪武十三年，韶山毛氏始祖毛太华曾参加了明太祖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运动，年老后移居湖南湘乡县，其子孙在韶山繁衍。因此，专家考据毛泽东是客家人。朱德被誉为中国红军之父，也是客家人，仪陇朱氏由福建上杭紫金山脚下瓦子街迁广东韶关开基（亦有资料说是嘉应州五华县），清嘉庆时随“湖广填川”的洪流迁居仪陇，世代为地主耕种。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朱德用仪陇话可以和讲纯正客家话的叶剑英通畅交谈。那么，因为“朱毛红军”的辉煌历史，也因为毛泽东和朱德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魅力，客观地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客家人在中国红军建设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的领导和支配作用。“朱毛红军”还有许多将领特别是中下层领导干部是客家人，他们在“朱毛红军”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比如：红四军参谋长朱云卿是广东梅县客家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系宁冈县客家人，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是上杭客家人，党代表张鼎丞是永定客家人，红一军团参谋长陈奇涵和红一军团组织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都是兴国客家人，红一军团第十二师参谋长赖传珠是赣县客家人，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是梅县客家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古柏是寻乌县客家人，红一方面军第二师政委刘亚楼是武平客家人。

客家人在聚集于客家大本营的艰辛迁徙过程中，付出了比其它民系更多的代价和汗水，培养出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爱国爱乡、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和自由，他们更是体现出强烈的反抗和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使得客家人成为中华民族最具有革命倾向的群体之一，也使得客家人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天然同盟军。“朱毛红军”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最好例证之一。“朱毛红军”中的普通士兵，多数来自于赣南闽西的客家子弟。红四军除了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的坚实基础外，从井冈山到赣南再到闽西，转战的多为客家地区，其补充的兵员也多为客家子弟。如，1929年，红四军第一次入闽时，长汀县城就有300多名客家子弟报名参加了红四军，6月，长汀河田和红坊两区80%的青壮年共计439人参加了红四军。1929年6月，红四军在原有三个纵队的基础上，在闽西连城新泉宣布成立第四纵队，第四纵队由闽西上杭蛟洋暴动以及永定暴动等客家子弟组成，客家人傅柏翠任司令员。

第三，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树立了榜样，中央苏区的客家人为土地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谱写了中国历史和客家历史新的篇章。

土地革命是闪耀中国历史的光辉篇章，客家在这场革命中尽情挥洒了革命的热情，放射出革命精神的灿烂光芒。峥嵘岁月稠，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广大客家儿女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奋斗不息，战斗不止，用客家男儿的热血把中国革命的红旗染得更加鲜红。

客家人主动地走上了中国土地革命斗争的历史大舞台，不少客家英杰有幸成为领导人物，坚持不懈地引导中国革命艰难地走向最后的胜利。如前文所述，中国工农红军特别是其主力的“朱毛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客家人，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客家人功不可没。历史命运的抉择，土地革命的洗礼，锻炼成长了大批客家英才——毛泽东、朱德、邓小平以及解放后担任国家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客籍干部叶剑英、张鼎丞、陈丕显、张廷发、傅连暲……等等。1955年至1965年间，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赣南籍开国将军有132名，单是“将军县”兴国就有开国将军54人。闽西儿女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有71人（包括宁化3人），占全省总数83人的85.5%，闻名遐迩的“九军十八师”就出在上杭才溪。广大客家儿女踊跃参加红军闹革命，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一支生力军。在中央苏区的广大客家地区，涌现了妻子送郎当红军、母亲送儿上战场、父子同报名、兄弟同参军的动人场面。赣南总人口只有240万，参加红军的达33万人，闽西有10万余人参加红军，有2万余人参加长征。江西兴国县是纯客家县，据1929年9月统计，全县人口有231826人，自1928年到1934年，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有5.5万人。瑞金县在苏区时期的人口约为24万人，参加红军的有4.9万人，参加支前作战的有5万人。上杭才溪乡被誉为“苏区第一模范乡”，1929年至1933年，共有3000多青壮年参加红军，其中父子当红军的9户，兄弟当红军的231户，夫妻当红军的9户，而且创造了整排整连模范队以及整个支部加入红军的光荣历史。中央苏区的另一模范乡——兴国长岗乡也有80%的青壮年男子参加了红军。瑞金县下肖区有1100多人参加了红军，有红军家属800户，其中有1户农民，八个兄弟一同报名参加了红军。苏区的客家人不惜一切倾其所有，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援革命战争，支援前线，特别是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客家人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建立了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看护队、洗衣队、补衣队、做鞋队、互助社等群众组织，帮助红军义务搞运输，抬担架，洗衣做饭，慰劳红军，还积极参加苏区各项建设，发展经济，增收节支，反对铺张浪费，踊跃购买公债。据不完全统计，赣南客家儿女参加各种支前组织的约有60万人，以妇女居多，其中瑞金有5万人，于都有64300人。中央苏区曾先后发行了3次公债：1932年6月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同年10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8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都得到中央苏区人民的支持，掀起了购买公债的热潮，每期都能超额完成任务。如兴国第一期完成了55600元，居江西全省之首，第二期完成了13万元，第三期又超额完成了42万元的任务。

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为了捍卫苏维埃红色政权暨中国革命的胜利，苏区客家儿女一心跟着党，赴汤蹈火、英勇奋斗，作出了令人叹服的巨大牺牲。闽西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有2.36万，占全省烈士总数的一半，共有长期坚持斗争的革命基点村610个。赣南在苏区时期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10.8万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16。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兴国县为革命牺牲的人数也最多，全县革命烈士多达2.32万人。还有更多的无名烈士和革命群众为革命洒尽了热血，用客家的革命精神诠注着中国革命的光荣历史。

长征——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在瑞金、于都、宁化和长汀等4个纯客家县集中出发，10月17日，中央主力红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队共8.6万余人，在于都河畔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许多客家人走上长征的坎坷之路，敢为长征开路先锋。闽西武平人刘亚楼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第二师担负前卫，长汀人杨成武任政委的第二师第四团一路披荆斩棘，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战功赫赫。客家人又是长征的坚强后盾，以闽西客家子弟为主组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殿后的重任，出色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终因敌众我寡，孤军奋战，弹尽粮绝，全师大部分壮烈牺牲。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1.6万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敌人的疯狂报复血腥屠杀，使赣南和闽西南革命根据地许多村庄房屋被烧毁，群众被杀害，成为无人村。在闽西，被杀、被逼流亡致死的群众250835人，灭绝户44031户，被毁房屋238449间，被毁村庄690个。在赣南，据不完全统计，瑞金县被屠杀的有18000多人，兴国县被杀2142人，于都县被杀3000多人，寻乌县被杀4520人，其中900户人被杀绝。兴国县被烧毁房屋16461间，被抢走稻谷23500担、耕牛7274头、银元107349元，宁都县被烧毁房屋24592间、被抢走粮食28557担、银元86520元、耕牛2361头……但是任凭反动派抢掠焚烧如何疯狂，迫害手段如何残忍，都灭亡不了客家儿女紧跟共产党的革命红心和坚定信念，根据地的红旗始终不倒。在客家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红军游击队开展的三年游击战争顽强地坚持下来，不仅钳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坚持了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坚持在闽西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方时说过：“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⑥

第四、中央苏区成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叱咤风云的重要舞台，中国革命道路形成和实践的重要阵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取得伟大成绩的重要区域，更为客家革命精神增添了新鲜的内涵，更好地发展和诠注了客家精神。

1、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客家精神的核心和精华。这是因为客家人自中原大地迁移到闽粤赣边的客家大本营的历史经历是一段艰苦的流动大过程，正是这个长期的过程迫使客家人培养出不安于现状，不甘于外力之束缚而力求改变自身命运的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也使得客家人摒弃了在中原时那种“安土守常”，“安土轻迁”的保守传统观念，自然造就了客家人四海为家的思想。正如许多客家族诗所言，“信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振纲常。”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官兵也经历了艰苦的流动过程。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客家地区发展，沿途冰雪不化，战士衣着单薄，食不裹腹，而且后有追兵紧跟不舍，前有敌军重兵堵截，其困难可想而知，就是在这种艰苦斗争条件下，广大红军官兵磨练出了坚强拼搏的革命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战斗。如此恶劣的环境和如此严峻的形势，不抗争不自强，就只能被消灭，或者销声匿迹，怎么可能会有后来的“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大好局势？怎么可能构划出“风展红旗如画”的动人画面？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在1931年以前，在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下，苏区内的物质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在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下，中央苏区广泛开展了“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等群众性的节省运动。当时曾流传着这么一首客家山歌，生动再现了苏区干部克服困难、自强不息的好传统：“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江西兴国县通过艰苦奋斗，努力创造“第一等的工作”，使全县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全苏区前列，成为全苏区学习的榜样。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都是客家村庄，一个在赣南，一个在闽西，成为中央苏区两个最著名的“模范乡”。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号召说：我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⑦

客家妇女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性群体之一，她们崇尚自由，勤劳勇敢，具有勇挑重担、刻苦耐劳、勤俭持家、任劳任怨等性格特点。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客家妇女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她们打破了客家地区传统的“妇女犁田遭雷打”、“妇女莳田禾不长”等封建禁锢观念和陈腐习俗，参加了犁田、莳田等劳动。蔡畅回忆说：江西“全省迅速形成了妇女犁田耙田的高潮，适时地播了种，插了秧，当年就取得了丰收，全省也没有一个妇女‘遭雷公打’。从此妇女再也不受封建迷信的愚弄了，后来人们称江西妇女是‘不怕雷公打’的英雄。”⑧

2、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日本著名学者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客家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这些说法，虽有些过誉之嫌，但是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真实情况。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下，客家人养成了勇士一般不怕牺牲的传统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节。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客家人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后，遇到了毛泽东所说的“自有红军以来最大的困难”，被迫采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强击弱，“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但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事，这足以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记录。”⑨充分体现了红军官兵的英勇顽强，也体现出客家人所承继的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客家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长征时的湘江之战。长征途中，以闽西子弟兵为主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受命阻击敌人，掩护大军突围。在湘江一战中，闽西子弟兵人人英勇，个个争先，浴血奋战，三天三夜，直至弹尽粮绝。二千多名闽西子弟兵壮烈牺牲，血染湘江红。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铁壁铜墙，掩护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主力红军的安全转移，他们用宝贵的生命谱写了长征路上和革命史上最悲壮的共产主义献身之歌。

中央苏区的客家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政治、经济、婚姻、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彻底的翻身解放，从而爆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土地革命斗争实践中，巾帼不逊须眉，甚至在血雨腥风的年代，敌人的严刑拷打、杀气腾腾的屠刀都无法让她们屈服，她们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名扬万里，更好地诠注和发扬了客家妇女所秉承的革命精神。客家妇女勇敢地昂立在土地革命的时代潮流尖头，涌现出许多客家女杰和巾帼英雄，例如康克清、李坚真、邓六金、吴富莲、傅才秀。客家妇女踊跃参加各级苏维埃的工作，兴国县曾先后有30多名妇女被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客家妇女积极动员亲人当红军，上前线，还积极参加洗衣队、担架队、慰劳队、运输队等，支前作战，并勇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不畏辛苦，努力发展经济，有效地支援了土地革命斗争。

“打铁唔怕火星烧，连妹唔怕杀人刀，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就是全身都斩碎，还有魂魄同妹聊。”流行于赣闽客家地区的这首表达永恒坚贞爱情的山歌传唱了一年又一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首山歌数字之改，使之主题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充分体现了客家人的革命献身精神，且听：“打铁唔怕火星烧，造反唔怕杀人刀，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就是全身都斩碎，变鬼还要把仇报。”

3、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漫云宝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客家人不相信命由天定，也就不会听天由命，而是坚定地提出拼搏奋斗创造人生、创造辉煌的先进思想。客家人具有的这种开拓进取，追求自由，敢于胜利的可贵精神使得客家人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能够愈挫愈奋。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红军广大官兵尽管处境维艰，饥寒交迫，但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必胜的信心，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与普通士兵甘苦与共，红四军的一位连长在《与妻书》中写道：“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⑩正是在这样一个革命阵营里，让广大官兵看到了革命的胜利曙光，激励和鞭策他们英能进取，敢于胜利。果然，红四军在1929年上半年先后取得了大柏地、长岭寨、三克龙岩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大大改变了红军的生活和战斗环境，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基础。

毛泽东在上杭古田写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精辟地分析说：“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他还充满信心地宣称：“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江泽民同志曾在视察江西老区时指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所以能燃遍全国，走向胜利，就在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信念。”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宝贵经验，是人类取得共识的宝贵遗产，也是客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

4、务实避虚的创新精神

客家人在世世代代的农耕生活中领悟出一条朴素的真理：实实在在。根植在客家人意识深层的这种务实精神的突出表现是他们的多元信仰，不仅儒、佛、道等各种宗教信仰杂陈于一体，天神、地祗、人鬼皆有，而且每一位神灵都有多重的实用功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并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中国最终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他们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调。除了寻乌调查外，毛泽东还在江西的兴国、东塘、木口村、长冈乡，福建上杭的才溪乡等广大客家地区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并写作了调研报告，总结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了向农村转移的重要战略意义，毅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并与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会师，组成红四军，实行工农武装割剧，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人努力进行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探索与实践，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思路。

客家是从中原转辗来到闽粤赣边聚居的外来民系，对土地的占有显得特别的困难而且迫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换言之，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人就开始了土地革命的实践，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红四军在兴国帮助地方制定和颁布了《兴国土地法》。1928年6月永定暴动之后，张鼎丞、邓子恢等人在永定溪南里开展了分田斗争，依靠客家人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抽多补少”等分田经验。1929年7月，毛泽东指导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是对闽西土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政策的新发展。1930年2月，毛泽东在赣南吉安陂头村指导通过了一部《土地法》。同年6月，毛泽东亲自指导召开的南阳会议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等分田经验，进一步完善了土地分配制度，并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案。8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苏维埃土地法》，总结了中央苏区土地斗争的丰富经验，重申和肯定了按人口平分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青苗等重要原则和政策，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土地法规。通过以上踏踏实实的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较好地解决了土地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促进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对于客家而言，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符合广大客家地区广大客家群众的切身利益，让他们获得了世世代代渴望企求的生命之脉——土地，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历史命运，走进阳光普照的新时空，所以，这就更加坚定了客家人参加土地革命的决心和信心，使得客家人参加革命的自觉性和持续性更加牢固，也使得客家人在土地革命斗争中表现得更加勇敢和顽强，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护革命力量，保存革命果实，中央苏区的许多客家地区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一直到全国解放，坚持了二十多年红旗不倒。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31-432页

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5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第481-482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④吴福文：《客家探论》第3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⑤《朱德选集》第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⑥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闽西人民革命史》第44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⑧《女英自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⑨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